有人说，想了解60年代的美国，只要看看参加了楚门·卡波蒂1966年那场黑白舞会(Black & White Ball) 的宾客名单即可。
1966年11月28日，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广场饭店（The Plaza Hotel）的大舞厅里集满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各界名流。卡波蒂（Truman Capote）站在这场他亲手策划的被后世誉为“世纪派对”(The party of the century) 的舞会中心，希望书写关于眼前他了若指掌的上流社会的念头已悄然萌生。
作为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座文学高峰挑战的作品，卡波蒂后来摘选了一句圣女德肋撒（Saint Teresa of Ávila）的话为从未完成的作品「应许的祈祷」 （Answered Prayers）一书作引言:
“More tears are shed over answered prayers than unanswered ones”
意为：了却宏愿者往往比未曾得志的人更加不幸。
然而在1966年早些时候，卡波蒂的脑中全然不会想起这番话。
这时他刚刚享受到非虚构小说「冷血」（In Cold Blood）的轰动性成功。从1959年开始调研到1966年1月「冷血」正式出版，卡波蒂用了长达6年。期间他不是在肯萨斯州的农业小镇和监狱中取材，就是在瑞士的家中埋头书写共计6000多页的首稿，投入心力地创作使他疏远了他热衷的社交界。
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伴随着「冷血」的畅销并改编成电影，卡波蒂依靠版权便赚取超过两百万美金；他更凭借这部作品被公认为美国文学的领军人物，各类曝光接踵而至，名利双收。
作为对上流社交界的回归，卡波蒂决定举办一场派对，那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世纪派对”——“Black & White ball”(黑白舞会)。
舞会的主宾（guest of honour）卡波蒂邀请旧识Katherine Graham来担任。那时Katherine由于丈夫Philip因精神问题自杀，而接管了家族拥有的媒体王国：华盛顿邮报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The Washington Post本由Katherine的父亲拥有，但父亲将生意交给女婿Philip掌管。）在6，70年代保守的美国商业社会中，Katherine Graham是当时出版界唯一位及主席兼CEO的女性，她领军的华盛顿邮报在1972年报道了著名的“水门事件”，直接致使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下台。
1966年6月，她接到卡波蒂打来的电话:“亲爱的，我有一个绝好的主意让你开心起来”，Katherine在一次访问中回忆到卡波蒂对她说，“我要为你办一次派对，所有宾客都将穿着黑白两色，戴上面具出席，然后在午夜时把面具除下……” 为了决定谁是面具下的客人，卡波蒂用了数个月构思宾客的名单，专注程度堪比构思小说人物。他几乎到哪儿都带着他的名单，四处向友人们征求意见。
8月，卡波蒂和他的其中一位“天鹅”Lee Radziwill （李·拉齐维尔，社交名媛，原美国第一夫人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一同在葡萄牙旅行。随后Agnelli夫妇（此二位无需额外介绍）邀请他搭乘他们的游艇去了克罗地亚南岸。在游艇上，卡波蒂也不忘继续钻研那份舞会名单。
终于在10月初，480份邀请卡被寄出。由Tiffany公司负责印刷，厚厚的乳白色纸卡装饰以橙色和黄色条纹的窄边，上面写着出席着装要求：女士需着黑色或白色礼裙和面具，手持扇子。绅士们则一律要以晚礼服和黑色面具出席。
卡波蒂对这次舞会颜色的灵感来自友人Cecil Beaton为音乐剧『My Fair Lady』（窈窕淑女）中Royal Ascot (英国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 场面设计的礼服用色。而Beaton则是根据童年时报纸上看到的1910年的Black Ascot为灵感，那一年前往赛马会的贵族们纷纷穿上全黑礼服来哀缅英皇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离世。
先前几个月，卡波蒂关于舞会高调的行事风格早已让各路媒体和纽约社交界对受邀名单揣测纷纷，而情形并没有因为邀请函的发出而有任何缓解：
发现自己不在受邀名单之列的人物忙着为自己的“不受待见”找起借口，例如他们另有计划必须赶往伦敦或者蒙特卡洛而脱不开身。据记载，有位商人居然想用一大笔钱贿赂卡波蒂以得到一席之位，更有位贵妇人表示如果不能受邀去Black & White ball她就要自寻短见，吓得丈夫只好哀求卡波蒂以获得入场资格。
终于在舞会前一天，卡波蒂向纽约时报公布了宾客名单，从最初的480席增加到540席。卡波蒂与所有受邀者或多或少都有私交，而那份被纽约时报后来公布的名单简直堪称20世纪名人摘要。卡波蒂后无来者地将演艺界，政商界，贵族，文学界等等迥然不同背景的宾客聚集到一处。然而不止有名人，许多平凡职业的普通人也在受邀之列（包括某某的邻居，谁谁的室内设计师，在撰写「冷血」期间协助卡波蒂调研的警察等等）。
受邀名录上的人并不为有幸参与而松一口气，相反，他们刻不容缓地奔向时装设计师和高级制帽师——没有谁甘愿穿着旧礼服参加这次万众瞩目的世纪派对，而谁又不想在午夜前以一席面具艳冠群芳呢？
作为主人，楚门·卡波蒂穿着一套Dunhill定制的晚礼服，而主宾Katharine Graham则穿着一条由巴黎的Balmain设计，纽约奢华百货Bergdorf Goodman客制沙龙部门为她专门缝制的白色绉织羊毛礼服。配合礼服，同样的白色绉织面具，面具并没有以丝带或松紧带固定，为了不毁掉Graham蓬松的发型，当时在Bergdorf Goodman担任制帽师的Halston （Roy Halston Frowick，从制帽师起家，70年代成为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时装设计师，Bianca Jagger, Andy Warhol都是他的座上宾）在面具内设计了内嵌的眼镜框架，Graham得以像戴眼镜一样佩戴这幅面具而不必担心勒坏发型。Bergdorf Goodman的制帽部门几乎被女宾们踏破了地毯，“她们差点要杀死我”，“我从未见过女人们如此认真严肃地对待要穿什么。”Halston后来回忆到。对比Katharine等一众名媛权贵的精心，卡波蒂花了39美分在舞会举办的广场饭店对面的玩具店F.A.O Schwartz解决了他晚宴中佩戴的面具。
Marella Agnelli穿了一套饰以亮片的丝质绣花裙，由意大利女时装设计师Mila Schön操刀设计，WWD评价那是整场舞会的最佳礼服。
室内设计师Billy Baldwin戴着Tiffany’s 的橱窗设计顾问 Gene Moore为他定制的独角兽面具出席。由Gene Moore设计的纽约第五大道Tiffany总店的橱窗曾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中出镜，而「蒂凡尼的早餐」也是卡波蒂早年的代表作之一。
28日晚上下着雨，法国伯爵夫人兼时尚领袖Jacqueline de Ribes和当时19岁的美国女星Candice Bergen一起到场。Bergen戴着Halston为她设计的兔女郎面具。
Oscar de la Renta 和他的女友，法国Vogue编辑Francoise de la Langlade戴着黑白的猫脸面具。
Gerald Clarke在他1988年的卡波蒂传记「Capote」中写到：“接下来发生事的就像化学反应一样。楚门·卡波蒂将所有的配方都加入实验瓶中——精选的客人名单，严格的着装指南，面具舞会的兴奋感——这些单独拎出来都不活跃的元素。放在一起，它们滋滋作响，冒泡，沸腾”……
大舞厅早已就位的侍者们负责倾倒冰冻得宜的450瓶 Taittinger 香槟，乐队从舞会开始的10点演奏到隔日凌晨3点半。面具成为个性的显现，现实身份被掩藏在后面，各类宾客交融在一起，谁都可以和谁交谈，跳舞。而黑白两色的服饰让整个场面具有了统一性，这就是卡波蒂描绘的景象，一副伟大的艺术绘画。
Vanity Fair的编辑Amy Collins曾评价到:
“Black and White Ball，事实上的确撞响了当时那个建立在隐私，排外和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上流文化的丧钟；逐渐让位于另一种正在形成的，更为刺耳的，歌颂普罗大众，明星名人和财团金主的旋律”……
最终，歌星 Frank Sinatra和妻子Mia Farrow率先离开了舞会，去了他们常常光顾的夜场Jilly’s Saloon。意大利工业大亨Gianni Agnelli和几位朋友去了上东区的餐厅Elaine’s填补一夜狂欢下来空虚的肠胃，顺便再打几轮扑克。
在友人们逐渐离开后，卡波蒂回到广场饭店楼上他预留的房间里。那个阿拉巴马州长大的小镇少年，一度住在纽约地下室的新人作家，一直梦想着这样一场为他而设的盛大派对。而在1966的尾声，当美国仍矗在世界权力的顶端，越南战争尚未进一步恶化，马丁·路德·金还未遇刺，终有一次，所有他喜爱的漂亮朋友们在他的呼应下齐聚一堂，欢谈，共舞，炽热的气氛点亮整个夜晚。直到次日凌晨5点，宾客散尽，曼哈顿的上空始终飘着连绵细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