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想了解60年代的美國，只要看看參加了楚門·卡波蒂在Black & White Ball的賓客名單即可。
1966年11月28日，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廣場飯店（The Plaza Hotel）的大舞廳裡集滿從世界各地趕來的各界名流。卡波蒂（Truman Capote）站在這場他親手策劃的被後世譽為“世紀派對”(The party of the century) 的舞會中心，希望書寫關於眼前他了若指掌的上流社會的念頭已悄然萌生。
作為向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這座文學高峰挑戰的作品，卡波蒂後來摘選了一句聖女德肋撒（Saint Teresa of Ávila）的話為從未完成的作品「應許的祈禱」 （Answered Prayers）一書作引言:
“More tears are shed over answered prayers than unanswered ones”
意為：了卻宏願者往往比未曾得志的人更加不幸。
然而在1966年早些時候，卡波蒂的腦中全然不會想起這番話。
這時他剛剛享受到非虛構小說「冷血」（In Cold Blood）的轟動性成功。從1959年開始調研到1966年1月「冷血」正式出版，卡波蒂用了長達6年。期間他不是在肯薩斯州的農業小鎮和監獄中取材，就是在瑞士的家中埋頭書寫共計6000多頁的首稿，投入心力地創作使他疏遠了他熱衷的社交界。
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報：伴隨著「冷血」的暢銷並改編成電影，卡波蒂依靠版權便賺取超過兩百萬美金；他更憑藉這部作品被公認為美國文學的領軍人物，各類曝光接踵而至，名利雙收。
作為對上流社交界的回歸，卡波蒂決定舉辦一場派對，那就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世紀派對”——“Black & White ball”(黑白舞會)。
舞會的主賓（guest of honour）卡波蒂邀請舊識Katherine Graham來擔任。那時Katherine由於丈夫Philip因精神問題自殺，而接管了家族擁有的媒體王國：華盛頓郵報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 （The Washington Post本由Katherine的父親擁有，但父親將生意交給女婿Philip掌管。）在6，70年代保守的美國商業社會中，Katherine Graham是當時出版界唯一位及主席兼CEO的女性，她領軍的華盛頓郵報在1972年報導了著名的“水門事件”，直接致使當時美國總統尼克鬆的下台。
1966年6月，她接到卡波蒂打來的電話:“親愛的，我有一個絕好的主意讓你開心起來”，Katherine在一次訪問中回憶到卡波蒂對她說，“我要為你辦一次派對，所有賓客都將穿著黑白兩色，戴上面具出席，然後在午夜時把麵具除下……” 為了決定誰是面具下的客人，卡波蒂用了數個月構思賓客的名單，專注程度堪比構思小說人物。他幾乎到哪兒都帶著他的名單，四處向友人們徵求意見。
8月，卡波蒂和他的其中一位“天鵝”Lee Radziwill （李·拉齊維爾，社交名媛，原美國第一夫人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一同在葡萄牙旅行。隨後Agnelli夫婦（此二位無需額外介紹）邀請他搭乘他們的遊艇去了克羅地亞南岸。在遊艇上，卡波蒂也不忘繼續鑽研那份舞會名單。
終於在10月初，480份邀請卡被寄出。由Tiffany公司負責印刷，厚厚的乳白色紙卡裝飾以橙色和黃色條紋的窄邊，上面寫著出席著裝要求：女士需著黑色或白色禮裙和麵具，手持扇子。紳士們則一律要以晚禮服和黑色面具出席。
卡波蒂對這次舞會顏色的靈感來自友人Cecil Beaton為音樂劇『My Fair Lady』（窈窕淑女）中Royal Ascot (英國皇家阿斯科特賽馬會) 場面設計的禮服用色。而Beaton則是根據童年時報紙上看到的1910年的Black Ascot為靈感，那一年前往賽馬會的貴族們紛紛穿上全黑禮服來哀緬英皇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的離世。
先前幾個月，卡波蒂關於舞會高調的行事風格早已讓各路媒體和紐約社交界對受邀名單揣測紛紛，而情形並沒有因為邀請函的發出而有任何緩解：
發現自己不在受邀名單之列的人物忙著為自己的“不受待見”找起藉口，例如他們另有計劃必須趕往倫敦或者蒙特卡洛而脫不開身。據記載，有位商人居然想用一大筆錢賄賂卡波蒂以得到一席之位，更有位貴婦人表示如果不能受邀去Black & White ball她就要自尋短見，嚇得丈夫只好哀求卡波蒂以獲得入場資格。
終於在舞會前一天，卡波蒂向紐約時報公佈了賓客名單，從最初的480席增加到540席。卡波蒂與所有受邀者或多或少都有私交，而那份被紐約時報後來公佈的名單簡直堪稱20世紀名人摘要。卡波蒂後無來者地將演藝界，政商界，貴族，文學界等等迥然不同背景的賓客聚集到一處。然而不止有名人，許多平凡職業的普通人也在受邀之列（包括某某的鄰居，誰誰的室內設計師，在撰寫「冷血」期間協助卡波蒂調研的警察等等）。
受邀名錄上的人並不為有幸參與而鬆一口氣，相反，他們刻不容緩地奔向時裝設計師和高級製帽師——沒有誰甘願穿著舊禮服參加這次萬眾矚目的世紀派對，而誰又不想在午夜前以一席面具艷冠群芳呢？
作為主人，楚門·卡波蒂穿著一套Dunhill定制的晚禮服，而主賓Katharine Graham則穿著一條由巴黎的Balmain設計，紐約奢華百貨Bergdorf Goodman客製沙龍部門為她專門縫製的白色縐織羊毛禮服。配合禮服，同樣的白色縐織面具，面具並沒有以絲帶或鬆緊帶固定，為了不毀掉Graham蓬鬆的髮型，當時在Bergdorf Goodman擔任製帽師的Halston （Roy Halston Frowick，從製帽師起家，70年代成為美國最具代表性的時裝設計師，Bianca Jagger, Andy Warhol都是他的座上賓）在面具內設計了內嵌的眼鏡框架，Graham得以像戴眼鏡一樣佩戴這幅面具而不必擔心勒壞髮型。 Bergdorf Goodman的製帽部門幾乎被女賓們踏破了地毯，“她們差點要殺死我”，“我從未見過女人們如此認真嚴肅地對待要穿什麼。”Halston後來回憶到。對比Katharine等一眾名媛權貴的精心，卡波蒂花了39美分在舞會舉辦的廣場飯店對面的玩具店F.A.O Schwartz解決了他晚宴中佩戴的面具。
Marella Agnelli穿了一套飾以亮片的絲質繡花裙，由意大利女時裝設計師Mila Schön操刀設計，WWD評價那是整場舞會的最佳禮服。
室內設計師Billy Baldwin戴著Tiffany’s 的櫥窗設計顧問 Gene Moore為他定制的獨角獸面具出席。由Gene Moore設計的紐約第五大道Tiffany總店的櫥窗曾在電影「蒂凡尼的早餐」中出鏡，而「蒂凡尼的早餐」也是卡波蒂早年的代表作之一。
28日晚上下著雨，法國伯爵夫人兼時尚領袖Jacqueline de Ribes和當時19歲的美國女星Candice Bergen一起到場。 Bergen戴著Halston為她設計的兔女郎面具。
Oscar de la Renta 和他的女友，法國Vogue編輯Francoise de la Langlade戴著黑白的貓臉面具。
Gerald Clarke在他1988年的卡波蒂傳記「Capote」中寫到：“接下來發生事的就像化學反應一樣。楚門·卡波蒂將所有的配方都加入實驗瓶中——精選的客人名單，嚴格的著裝指南，面具舞會的興奮感——這些單獨拎出來都不活躍的元素。放在一起，它們滋滋作響，冒泡，沸騰”……
大舞廳早已就位的侍者們負責傾倒冰凍得宜的450瓶 Taittinger 香檳，樂隊從舞會開始的10點演奏到隔日凌晨3點半。面具成為個性的顯現，現實身份被掩藏在後面，各類賓客交融在一起，誰都可以和誰交談，跳舞。而黑白兩色的服飾讓整個場面具有了統一性，這就是卡波蒂描繪的景象，一副偉大的藝術繪畫。
Vanity Fair的編輯Amy Collins曾評價到:
“Black and White Ball，事實上的確撞響了當時那個建立在隱私，排外和血緣關係基礎之上的上流文化的喪鐘；逐漸讓位於另一種正在形成的，更為刺耳的，歌頌普羅大眾，明星名人和財團金主的旋律”……
最終，歌星 Frank Sinatra和妻子Mia Farrow率先離開了舞會，去了他們常常光顧的夜場Jilly’s Saloon。意大利工業大亨Gianni Agnelli和幾位朋友去了上東區的餐廳Elaine’s填補一夜狂歡下來空虛的腸胃，順便再打幾輪撲克。
在友人們逐漸離開後，卡波蒂回到廣場飯店樓上他預留的房間裡。那個阿拉巴馬州長大的小鎮少年，一度住在紐約地下室的新人作家，一直夢想著這樣一場為他而設的盛大派對。而在1966的尾聲，當美國仍矗在世界權力的頂端，越南戰爭尚未進一步惡化，馬丁·路德·金還未遇刺，終有一次，所有他喜愛的漂亮朋友們在他的呼應下齊聚一堂，歡談，共舞，熾熱的氣氛點亮整個夜晚。直到次日凌晨5點，賓客散盡，曼哈頓的上空始終飄著連綿細雨。
